第190章 成长 (第2/2页)

”是“文”之用。华夏文化之“文”经三皇、五帝、三王、五伯时代而由孔子集大成，《孟子·万章下》说：“集大成也者，金声而玉振之也。金声也者，始条理也；玉振之也者，终条理也。始条理者，智之事也；终条理者，圣之事也。”

    由此而使华夏之“文”确定下来，成为“天之经、地之义”，“文”也就成了“化”的依据和原则，“化”的方法很多，“化”的范围几乎无所不至，因此，华夏文化不再对“化”的范围加以详细区分，因为分不胜分。

    但是，西方“科学”是追求“分析”的，因此，有了各种各样的“文化”，比如“丧葬文化”、“饮食文化”、“建筑文化”、“厕所文化”等等，几乎没有什么不是“文化”了。

    如果按照华夏文化的“文”来看待西方文化，那么，他们的“文”是什么呢？因为西方文化的前提预设是“天人相分”，因此，纯粹天然的东西只是“物”，只是“客”，所谓“客观”也就是把这些“物”作为“人”的“客”去努力保持其本来面貌，

    也就是力求保证其“真”的程度，所以，“客观”是把“人”于“物”连接起来的桥梁。

    “人”对“人”与“物”加以分门别类、条分缕析，然后产生了西方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，因此，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是“人”的认识的产物，都带有“主观”的特征。在“主”、“客”两分的过程中，“人”成了“主”，而“物”成了“客”，而且在主客之间，没有华夏文化中“宾至如归”的观念，它是“主是主，客是客”。

    在这里，“人”是站在“主宰”位置的，所有的“物”都是“为我所用”的，一旦不能为我所用，便要改造或者消灭。我们可以说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成果便是他们的“文”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因为科学是不断发展变化的，所以，他们的“文”也不是固定不变的。

    除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成果可以看作是西方文化的“文”之外，还有一项，那就是宗教的经典。

    在西方的宗教信徒来说，似乎上帝是不能被怀疑的，是超越于人与物之上的，但是，看看西方宗教（基督教）的演化过程，就可以知道，《旧约》的上帝耶和华信仰，到了《新约》之中已变成了“圣子”耶稣信仰，另外还有信仰“圣母”玛利亚的，虽然说“圣父、圣母、圣子”可以“三位一体”，但是，这种信仰也像“科学”一样“分门别类”了。

    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，也像“科学”一样，使宗教信仰也要“不断创新”了。因此，这个宗教性的“文”也只是相对稳定，而不是固定不变的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宗教信仰也是“为我所用”的。

    在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、宗教信仰的各个方面，都体现着对“人工”的重视，这样的“文”如何去“化”呢？他们把天人分开，认为天地万物不是“人”的一部分，而是“人”之外的、可以用智巧加以利用的东西，所以，他们格外重视技术发明，因为技术水平越高就获利越多。他们把神人分开，所以，有了政教分离，在政治上讲究政府与公民之间签订“契约”，在宗教上讲究上帝与信徒之间签订“契约”。

    有了这样的“契约”才能保证各自的权利。他们说“人性恶”，所以用上帝、耶稣的神圣性来诱导人们去追求“博爱”，因为博爱可以人人获利；用法律的强制手段来防止各自的权利受到侵害。

    然而，他们又顺应并鼓励人们的私欲，在人与人之间讲究个人的权利和欲望，只要不违反法律就可以无所不为，因此，显得非常“自由”而且“平等”，具有一种瞑炫性的诱惑力；他们用人工的智巧来认识、控制天地万物，以此达到满足人的私欲的目的，因此，显得格外发达、强大，具有一种神奇性的诱惑力。

    这样，也就难怪人们常常要赞美西方文化了，可是，这种诱惑力的后面是什么呢？这也是华枫困惑的问题，尽管时间已经过了很久，现在这个时代对文化的需求已经变得淡薄了许多，更多的时候人们突出的是一种思维的实用性，而不是他的艺术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