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0章文化方面的各大发展 (第3/5页)

范宣子所为《刑书》焉。”即赵鞅等人把前任执政范宣子所编刑书正式铸于鼎上，公之于众，史称“铸刑鼎”。

    春秋时期除郑国、晋国外，楚国也曾两次制定法律，分别是楚文王时制定的仆区之法和楚庄王时的茆门法。此外，楚国还设有《将遁之法》：楚发兵相成，而将遁者诛。不及诛而死，“乃有桐棺三寸，加斧质其上，以殉于国”。

    除此以外，宋国也进行了公布成文法活动，史称“刑器械”，另外一些诸侯国为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，也都相应地公布了一些成文法。

    春秋时期，由不成文法转变为成文法，在我国古代法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首先，成文法的制定和公布，终结了法律高深神秘的状态，使法律得以公之于众；其次，成文法的公布，使新兴阶层的利益得到保障，从而推动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和社会历史的前进步伐。再次，成文法公布后，礼制被法制所取代，这为后来法家立法打下了基础；最后，成文法的出现，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，顺应了历史的潮流，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。

    微言大义，《春秋》说了什么

    《春秋》被誉为中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，被列为儒家的重要典籍。《春秋》主要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（公元前722年）到鲁哀公十四年（公元前481年）间的鲁国的历史，因而《春秋》这本书就是鲁国的编年史。《春秋》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名字《麟经》，《春秋》写作手法上词语简练，对历史事件的描写上言简意赅，全书共一万八千余字。

    由于《春秋》语言精练的特点，便出现了对它进行诠释的作品，被称为“传”。最为著名的就是“春秋三传”，《春秋左氏传》、《春秋公羊传》和《春秋毂梁传》。

    《春秋公羊传》是公羊高所著，《春秋谷梁传》是谷梁赤所著，这两本书都是在西汉初年写成。这两本书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力图阐述孔子的“微言大义”，诠释出孔子所辑《春秋》的真正意图。

    《春秋左氏传》是春秋晚期的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，此书又被称为《左传》、《左氏春秋》。左丘明是与孔子同时代人，因而左丘明对于春秋的诠释势必要比后人更为准确和真实。而且，孔子对于左丘明的评价很高，两人的性情也十分相近，《论语·公冶长》中的记述就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：“巧言、令色、足恭，左丘明耻之，丘亦耻之。匿怨而友其人，左丘明耻之，丘亦耻之。”孔子拿自己与左丘明同类并举，足见孔子对左丘明的看重。如此说来，《左传》才能真正体现孔子的真意。

    作为史官的左丘明在诠释《春秋》的时候，充分重视了这本书的历史价值，在历史事件的描绘上加重了笔墨。左丘明尤为擅长叙事，在叙述历史事件时，条理清晰、内容详实，使人们更好地了解了《春秋》中所提及的那些事件。此外，《左传》在刻画人物和记述辞令方面十分突出，描写人物时细致入微，而在描写人的辞令之时又言辞巧妙、鞭辟入里。正是《左传》的这些特点，弥补了《春秋》作为史书的不足，同时《左传》的艺术表现力上也要比《春秋》更为优秀。

    魏晋时期，人们开始在《春秋》的经文后面附上《春秋左氏传》、《春秋公羊传》和《春秋谷梁传》的传文，现在人们所看到的多是三传。

    对于孔子为什么要辑《春秋》，早在西汉的司马迁就给人们带来了一种解释。《史记》中是这样描述孔子的动机的：“余闻董生曰：‘周道衰废，孔子为鲁司寇，诸侯害之，大夫壅之。孔子知言之不用，道之不行也，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，以为天下仪表，贬天子，退诸侯，讨大夫，以达王事而已矣。’子曰：‘我欲载之空言，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’”从司马迁的态度来看，孔子辑《春秋》是因为“周道衰微”，诸事不行、道德不在，与其说一些没有用的说教，不如让真实的事件说话，以此警戒世人。

    由此可见，孔子辑《春秋》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要记述历史，而是要以历史上发生的诸多事件来警示世人，周礼已经不复，希望世人能够回归到周初的礼制之中。因而，孔子的倾向性已经十分明确，能够复归周